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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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锋:抗战时期中国的“四强”地位及其影响

发布者:history_05 发布时间:2016-12-23 17:19 阅读量:

 
 
[论文摘要]抗日战争后期,中国国际地位突然提升,一举进入世界四强之列;中国成为世界四强,给中国社会和广大民众以极大振奋,提升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力;中国成为世界四强仅仅具有象征意义与战时战略,中国当时并不具备强国实力,梦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最终压垮了国民政府,加速了其失败。
[关键词] 四强  国民政府 历史命运
《河北学刊》,2014年第1期
 
抗战胜利前夕,中国与美国、英国、苏联并称“四强”(“Four Great Powers”)。一时,中国的国际地位迅速提升。“四强”称呼是如何产生的?中外政治家及舆论是如何看待中国“四强”地位的?四强地位对中国特别是对国民政府产生了何种影响?关于此相关问题的研究,学界已有一些成果[1],但尚有发掘的空间,本文试图围绕这些问题做进一步探讨。
 
一、“四强”溯源
 
根据牛津字典,“Power”本身有“国家”的意思,特别是被认为有影响力国家。“Four Great Powers”概念本来是一固有名词,历史上先后出现过多次,只是所包含的国家不同。如1815年维也纳会议,奥地利、英国、普鲁士、俄国号称“四强”,共同对付法国;1921年华盛顿会议,美国、日本、英国、法国,签订“Four-Power Pact”,号称“四强”;1938年慕尼黑会议的参加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也被称为“四强”。其他“两强”、“三强”、“五强”、或“多强”的提法,史不绝书。世界强国的轮替兴衰,反映了一部世界历史的沧桑变化。
中国近代以来,长期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与凌辱,一直处于被宰割与奴役的地位,始终与强国无缘。直到中国抗日战争后期,随着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与中国军民的抗战业绩,中国的国际地位瞬时飙升,一度位列世界“四强”。
关于中国成为世界“四强”的标志性事件,主要是1942年1月1日在美国华盛顿与美国、英国、苏联携手领衔签订《联合国家宣言》;1943年10月30日在《莫斯科宣言》签字;1943年11月蒋介石与罗斯福、丘吉尔共同发表《开罗宣言》;1944年8-9月美、英、苏、中四国发起召开的美国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从此,“四强”称呼开始流行。对此,美国1949年发表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中也有过系统的表述。其中一节是“美国承认中国为一大国”,这样说道:“美国之承认中国为一大国之一的地位,在1943年秋间曾两度明白表示出来。美国坚持中国必须包括于签字国之中,与苏、英、美三国于1943年10月30日在莫斯科,签订四国关于一般安全的宣言。该宣言承认中国有权,也有责任共同参与其他各大国作战,组织和平以及树立战后国际合作机构。1943年11月间,罗斯福总统、丘吉尔首相与蒋介石委员长在埃及开罗举行会谈之后所发表的开罗宣言,宣布‘满洲、台湾与澎湖列岛必须归还中国’为他们的目的。”[2]作为官方文件,承认中国的大国地位,应该视为中国为世界四强的官方版本。
对于这段历史,当事人与历史学者都有程度不同的记载。
中国国民党总裁、委员长蒋介石作为主要当事人之一,在其日记与讲话中多次提到这一事件。
1942年1月5日,蒋介石发表讲话,公开宣布了中国成为世界“四强”的消息。他说:“外交方面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美国国务卿通知我国驻美胡大使,说反侵略各国拟发表共同宣言,由美英苏中四国率先签字,然后邀请其他反侵略各国共同签字,如果中国政府赞成,拟于元旦日举行。我国政府表示同意,四国代表即于元旦日晚上在美国总统府举行签字。四国签字之后,其他二十二国亦于次日签字。据宋部长报告当时四国签字的情形,罗斯福总统于签字之后,即对宋部长说:‘我们大家欢迎中国为四强之一,希望贵部长转告贵国政府!’”[3]同月,蒋介石在反省录中写道:“26国共同宣言发表后,中、美、英、苏四国已成为反侵略之中心,于是我国遂列为四强之一。”[4]在随后的《中国之命运》中,蒋介石再次申明,并将其视为国民政府及国民党的重大功绩。他说:“自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而我国抗战与世界上反侵略战争乃汇合为同一洪流。世界的正义公道与人类的自由解放所激发的革命精神,实日益发扬于这个洪流之中。民国三十一年一月一日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各国在华盛顿签订的反侵略共同宣言,实为人类反抗强权的革命精神之结晶。我国民政府乃本于革命既定的国策,亦在这一天与反侵略各国共同签字,而我国于此乃列为四强之一。”[5]
政界名人、学界大佬纷纷撰文或发表谈话,对此予以积极呼应。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很兴奋地表示:“到了世界战火合流,侵略与反侵略阵营对立鲜明,中国抗战之精神方被举世所公认,所以太平洋战争之后未及一月,即有二十六国共同宣言之发表,而中国遂与英美苏同列为世界四大强国。”[6]胡适时任中国驻美大使,第一时间得知此事,在日记中兴奋地写到:“今夜外长打电话来说,那个廿六国共同宣言,今夜先由美、英、苏、中四国签字。总统说,可告知蒋先生,我们欢迎中国为‘四强’之一(Four Powers)。”[7]胡风发表文章指出:“过去的一年真是了不起:不平等条约废除,平等新约订立了,而且做定了四强之一;只消把逼住我们的日本人底武器打毁,把他们赶出国境,我们就可以伸直腰杆堂堂地做人,做对谁也不必低人的大国之民了。”[8]著名学者、中国民主同盟的发起者之一张君劢也在论文中指出:“吾国自签字于联合国家宣言之日,罗斯福总统有欢迎吾国为四强之一之语。其后俄京莫司科宣言,吾国追随英美俄后,为签字国之一。开罗会议,许之以数十年来各项失土之恢复,是北美合众国以及英俄同属望我国列于强大国家之林,固已无疑义矣。”[9]
历史学者梁敬通过对联合国家宣言资料与档案研究后指出:“加盟者凡二十六国,美、英、苏、中依次领衔,其他各国依照字母次序,分别签署。中国单独抗日之战,自是转入同盟国联合作战之局;其后四强之一之地位,亦即于此时树立基础。”[10]
关于中国成为世界四强的标志性事件,有主张以二十六国宣言发表为标志;有主张以莫斯科宣言发表为标志;有主张以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为标志。等等。但不论哪种说法,都不能否认中国战时成为世界四强这一事实。
 
二、“四强”地位与中国使命
 
中国成为世界四强,尽管只是理论层面的,但是,不论如何,中国一跃而跻身于世界强国,对于中国来说,无论是当政者、社会精英,还是反对者,都表现了积极认同。罗斯福确立世界四强的初衷,就有将美、英、苏、中作为战后维持世界和平的“四位警察”的考虑。中国一百年来始终受人管制,如今开始管制别人。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显然易见。套用现在比较时髦的话语,四强无异是中国梦的一种表述。中国成为世界四强,就几乎等于中国梦的实现。四强地位,在特定时期一度激发了国民政府及民众的士气,一时,整个中国社会充满了希望。
作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蒋介石感同身受。他说:“我们中国近百年来,一向被人家轻视;但自从抗战五年至今,尤其是去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国际的视听,为之大变,我们从此不但为国际所重视,而且已经参加世界四强之一从此以后,我们中国的地位,在国际上已经臻于平等,这都是由于五年以来,本党和青年团同志领导全国军民牺牲奋斗的结果!”[11]对于中国成为世界四强,蒋介石尽管表现得比较谨慎,但从其内心而言,还是认为当之无愧的。特别是1942年初,盟军与日军在太平洋岛屿作战普遍失利,日军“战无不利,攻无不克”;而在中国战场,国军与日军在长沙展开激战,中国获胜,长沙大捷。蒋介石对此十分自豪,在日记中这样写到:“于是英美各方知敌寇之强与我国之勇,遂公认我五年抗战之艰难,非若其预算之易也,至我民族道德与精神之伟大始为世人所深切认识矣!”[12]蒋介石坦诚:“我们由独力撑持的孤军,进而为协力作战的先锋。我们牺牲的价值博得世人同声赞美,我们国家一跃而跻于四强之列。美英诸友邦,相继宣布废弃在华特权,另订新约,解除了我们百年来所受的束缚。”[13]蒋介石以中国作为世界四强为契机,反复告诫和激励全党同仁,要珍惜和不愧于“今天这个光荣的历史与国际地位”,努力奋斗,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蒋介石指出:“要知道:现在中国因五年余的艰苦抗战,已被认为世界四强之一,而且我们是一个人口最多,土地最广,物产最富的国家,更是抗敌作战时期最长的一个国家,我们以五年多的时间,牺牲了无数的将士和民众,才创造出今天这个光荣的历史与国际地位,这就是我们党政军各界负责同志,领导全国军民,本着总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与三民主义建国纲领,不屈不挠,自主自强,与敌寇作殊死战所得的结果。”[14]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讲话,希望中国应该具有国际责任。他说:“我们今天已获得我们盟邦平等相待,在世界上得到平等的地位,我们就应该负起我们时代的责任。我们不仅要对本国负责任,也应对世界负责任。我们要不辞任何困难牺牲,努力尽到联合作战中我们应有的作战任务。而对于战后世界秩序的再造,我们应站在求进步争自由的正义立场之上,与联盟各国共同负起解放全世界人类的大责任。”[15]
本着“不仅要对本国负责任,也应对世界负责任”的意识,蒋介石与其夫人开始了他的外交之旅。1942年,蒋介石访问印度,随后又访问缅甸;夫人宋美龄访问美国。这些外交活动,不论其效果如何,但都反映了国民政府争取并实施大国战略的努力。有学者指出:“中国领衔签署《联合国家宣言》,成立中国战区以及蒋介石被委任战区司令,特别是长沙大捷,使蒋感到中国已今非昔比,自己俨然为亚洲大国领袖,应发挥大国对国际事务的影响。”[16]这个分析与论断,比较客观地勾画出了蒋介石当时的心态。
蒋介石勉励空军作战官兵,强调指出:“各位还要知道,我们中国现在已成为世界上四强之一,我们能够得到这个光荣的地位,完全是抗战六年以来,一般部队官兵,尤其是我们空军的队长队员忠勇牺牲的结果,我们今天为保持国家光荣的地位,继续先烈同志未竟的事业,必须格外紧张振奋,加倍努力,不仅学问技术必须精益求精,就是个人生活行动也必须留心检点。如果稍一不慎,我们成绩的表现不如人家,那我们中国空军就不配作盟邦的战友,而国家的地位也就要随之低落了!”[17]蒋介石鼓励陆军大学毕业同学,指出:“大家总要记住:今后我们建军能否成功,责任完全在我们陆大毕业的学生身上,我们国家能否真正获得平等的地位,真正不愧为四强之一,其责任亦在你们毕业学生的身上,所以大家格外要兢兢业业,黾勉努力,研究学术,充实常识,以期不愧为一个现代的军人,然后才能达成我们建军建国的使命!”[18]
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在美国《大西洋月刊》发表题为《新中国的出现》一文,强调抓住机遇,建立新中国。她说:“由于我国已克服种种极大的阻碍而获得如许成就,所以我们面对未来具有充分的镇定和信心。当前的困难虽大,但是有了我们民主友邦技术及资本的援助,我们自信是能够解决我们本身的问题的。战争的机运已使中国第一次得与列强并驾齐驱,而由于持久不屈的抗战,我们终于赢得了这头等国的地位。此后我们自当更致力于改善世界秩序以保持这一结果。”[19]在此,宋美龄虽然没有使用世界四强来称呼中国,但其“第一次得与列强并驾齐驱”、“头等国的地位”等提法,无疑是“四强”称谓的另一种表达。于右任指出:“如此有利的国际关系,对于我们自然并非意外,但也不是我们强求而来,我们只是‘求其在我’,自强不息而已。联合国家与我国在战时为并肩作战之同盟,在战后为改造世界之友邦,故英美不待战后即提前放弃特权,另订新约,实足以表示任务也随之加重。举国上下必须在总裁领导下,加紧努力,开拓新中国的国运,并与盟邦共同致力建设新世界。”[20]
中国四强地位的确立与不平等条约的废除,同样引起中国社会的积极回应。刘光炎指出:“不平等条约废除了!新的条约,也分别签订公布了。新中国,以新的面目,在世界舞台上,与三大强国,共同携手,向前迈进,这是人类的幸福,也是文明的保障。”“近一年来,中国国际地位,愈形增高,美英苏等国,自动愿与中国并列为四大民主强国。重庆的一举一动,与华府、伦敦、古比雪夫,呼吸相通。”[21]琼指出:二次世界大战,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世界政治版图,昔日的强国日本、法国、奥地利已经被排除于世界强国之外,始终坚持抗战的中国一跃成为四强。这种强弱转换,“衬出来中国民族的伟大及国家的潜在力。我国的盟国起初有些茫然不解,渐渐地,铁的事实,使他们认识了中国,而形成了A、B、C、D的联合战线,次殖民地的中国,一跃而为四大盟国之一”。[22]著名作家老舍发表了鼓词《贺新约》,盛赞中国国际地位之提升,“中华民族原本是抗战前驱,得道者多助,证实了委员长的苦心孤诣,盟国的中坚是A、B、C、D。世界和平必须靠中华胜利,四大领袖中我们的领袖先下了一着棋。这才是杀开血路寻正义,自力图存换来了同气相依。常言道上阵父子兵,打虎盟兄弟,我中华转弱为强非子虚。为和平文明肝脑涂地,谁敢道文明不是抗战前驱。头可断,身可杀,此心不易,这才取得了国际的尊敬与友谊,和列强的地位齐。”[23]时人多用A、B、C、D来指代美国、英国、中国、苏联四个国家,大致是从美国(America)、英国(Britain)中国(China)、苏联(the Russian Soviet Federated Socialist Republic)的英文简称中取一个字母,前三者皆比较贴切,后一个取自中间词(Federated),似乎稍微有点牵强,但为了凑成前四,倒也可以理解。
 
三、“四强”地位给中国政府的压力
 
中国一跃而成为世界四强,几乎是不战而胜。这突如其来的荣耀与光环,让蒋介石既兴奋激动,又惶恐不安。他在1942年元月份反省录中写道:“26国共同宣言发表后,中、美、英、苏四国已成为反侵略之中心,于是我国遂列为四强之一。再:自我允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之后,越南 、泰国亦划入本区内。国家之声誉及地位,实为有史以来空前未有之提高,甚恐受虚名之害,能不戒惧乎哉。”[24]前者是喜悦与兴奋,后者是惶恐与惭愧。相比而言,后者胜于前者。在元月3日的日记中曾就罗斯福“欢迎中国列为四强之一”语感慨道:“此言闻之,但有惭惶而已!”喜悦与恐惧极为复杂矛盾的心态表露无余。为什么蒋介石有如此复杂与矛盾的心态,是因为蒋介石作为当时中国的当家者,深知中国作为世界四强,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随后,蒋介石这种心态不断表露,充斥于讲话与文稿中。如:“罗斯福总统于签字之后,即对宋部长说:‘我们大家欢迎中国为四强之一,希望贵部长转告贵国政府!’当时我们接到这个报告,一方面对于美国这一种热忱和善意,非常感激,但同时觉得我们自己的力量薄弱,国家一切基础尚不充实,恐怕不能作一个强国,所以又感到惭愧!”[25]“今年一月,我们在华府订立盟约的时候,我们是最先签字四国之中的一个国家,且被推重为世界四强之一,这在精神上与道义立场上说,我们中国当然是受之无愧的,但要知道:这是同盟国对于我们民族善意的期许,尤其是美国对我国特别的诚挚辅助,我们国家实际的力量与进步,实在还够不上,这一点我们应该要有自知之明。我们固然不可妄自菲薄,但也不可妄自尊大,我们以后在一切言论行动上必须特别注意,勿以为人家以四强之一推许我国,我们就莫名其妙了。”[26]“我们一般国民应各自知我们国家地位和分量,要知道我们被华盛顿盟会推重为四强之一,乃是盟邦对我们民族的期许,而我们的建国工作和国家力量实在还远不如人,说起来真是惭愧万分。”[27]“我觉得我们党和政府现在办事的精神,实在不能和外国讲平等!去年华盛顿签约的时候,美英苏三国承认我们为四强之一,这是出于盟邦厚意的鼓励,我自己实在觉得惭愧!”[28]
1944年特别是豫湘桂战役溃败之后,西方舆论大肆抨击,国民政府及蒋介石个人的国际形象受到严重损害。从此开始,蒋介石再也不为四强骄傲,逐渐为中国辩解。“关于国外的就是国际的舆论,最近对我国有许多的批评,更有许多的责难,较之二年以前称颂我国的情形固然大不相同,而且这种苛求责备和不合事实的评论纷至沓来,也是半年以前所没有的现象。”[29]“我认为盟邦舆论界的批评,其出发点大概是并无恶意的,我们要承认我国有许多的缺点,我们也要认识我们本来是积弱之国,在卅一年联合国宣言发布,我国被认为四强之一,我从那时候起就无日不戒慎警惕,惟恐名不符实。我常说中国是弱国,应该自己认识自己的地位,听到他人的过誉,就要反省戒惧,所以今日国际舆论对我国的责备,我也认为毫无足异,有从前过分的期许,过分的赞誉,当然会有今日的过分批评。我们要认为‘他山之石,可以攻错’,凡是毁谤之来,必有其原因所在,我们能诚恳反省,则外界的批评,正是我们求进步最难得的机会。其合乎事实的忠言,应该接受的当然要接受,即使是不符事实的误解,我们也不必因此愤慨而不安。”[30]“切不可再像过去一般普通会议一样,议而不决,决而不行,使我们军事失败,国家危亡如此,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高级主官,大家都要成为国家民族千秋万世的罪人!你们要知道:现在外国人对于我们中国军人的心理,要知道他们对于我们中国军人的地位人格是一种什么看法?不要以为他们把我们当作四强之一,就自己以为是了不得。须知他们实际上不仅不把我们当一个军人,而且简直不把我们当一个人!这种心理,这种耻辱,不知道你们都已痛切感觉了没有?”[31]其中,最令蒋介石不能容忍的,是西方舆论对中国政治体制、新闻检查制度的批评,甚至有些媒体称中国政权系“法西斯”性质,更使蒋介石产生不满。他回应说:“国外批评如果触及我们国家的尊严,或损及我们军队的荣誉的,我们就不能不特别的注意,又如他们现在批评我们民主不民主,反对我们新闻检查制度等等,这就涉及到国家制度和主权问题,是我们所不能随便看过的。我认为外国舆论批评我们物质落后,或行政效能不高,或经济管制不善,这种种我们祗有自反自责,力求改进,但是我们七年抗战,军民死伤牺牲如此惨重,我们是反抗侵略的最先锋,而外国舆论乃以我们所要打倒的‘法西斯’,诬加于我们中国,这就不是寻常的误解,而是绝对的诬蔑!”[32]仔细考察蒋介石的言论,我们不难发现,国际舆论以世界四强的综合标准来要求国民政府,许多方面已经远远超出了其所能够承担的能力与实力。
抗战胜利以后,1945-1946年间,中国国民政府连续被排斥出莫斯科会议、巴黎外长会议与巴黎会议,逐渐淡出四强,被法国取代。中国四强地位丧失,国际地位急剧下降。对此,蒋介石特别悲观地说道:“中国国际地位之降低与所受的侮辱综观上面所说的几个国际会议,我们中国常被人家所歧视而被摈于会议之外,而其他友邦也因为要迁就一方而不能尊重我国的地位,所以当抗战后期所谓‘四强之一’的地位,是几乎无形的取消了。”[33]
此后,中国四强的光环逐渐失去,四强成为一个历史名词。在蒋介石的心目中,已经成为一个美好回忆,一个刻骨铭心的痛。1946年蒋介石在庐山的一次会议上,把当年四强地位确立的兴奋与当下困局重重的悲观,非常直观地展示出来。他说:“在上次代表大会的时候,我们抗战正极剧烈,而前途日见光明,那年一月间平等条约的订立,使中国开启了独立自由的新机运。而我们那时和盟邦并肩作战,分担远东战场的主要任务,国际上对我国刮目相看,认为四强之一,当时的情形,实在令人兴奋。在这一次大会开会时,我们的敌人是已经投降了,积年的国耻是已经消除了。然而胜利已达一年,……政治的纠纷,社会的紊乱,农工生产的雕敝,劫后人民的痛苦,道德精神的堕落,民族自尊心的消失,以及国际地位的降低,较之抗战时期均不可同日而语。”[34]时隔仅仅几年,竟然“均不可同日而语”,使人有天上地下之感,怎能不让蒋介石感慨万千。蒋介石失去大陆、败退台湾之后,认为加入四强之后,国民党高层逐渐骄傲、懈怠,直接导致如此恶果。他说:“说到这里,使我联想起民国三十年以前对日独立作战,四年有余,当时生活虽十分困苦,但全国上下,仍能坚忍不拔,一致奋斗;不料到三十一年之初,当联合国组织同盟,我国成为四强之一以后,而我们精神反因之懈怠下来的惨痛教训。推其原因,就是大家以为我们国家,已列为四强之一,而且有英美和我们并肩作战,不知不觉中就产生了一种骄泰和倚赖的心理;而将以前四年半中,大家孤军奋斗,坚苦卓绝,愈挫愈强,百折不挠的牺牲精神,完全弃置不顾,而且自暴自弃,只知争权夺利。”[35]“顾自抗战胜利以后,一般政府官吏和本党党员,在外既眩于‘四强之一’的虚荣,在内又疏于奸贼朱毛的狡计,大家都汲汲于私利的打算,将国家民族的前途,和革命救国的责任,一概置之脑后。你们只要试一回顾抗战胜利后,接收情形的紊乱,政治风气的败坏,当时所表现的各种印象,真令人痛定思痛,不寒而栗!”[36]1957年,蒋介石参加侨联大会时沉痛表示:“我们在抗战胜利之后在国际上的地位列为四强之一,当时我海外侨胞的地位和荣誉,也随国家地位提高;不幸在四年以后,由于朱毛匪帮的叛乱,大陆为共匪窃据,使国家的地位一落千丈,致使我海外侨胞的地位同时降低。”[37]1967年,联合国就台湾地位问题展开讨论,蒋介石得知消息,气急败坏,忍无可忍。他激愤地说:“本来我们疆土如此其广,人口如此其众,而历史文化又如此其悠久博厚,并且还有总理三民主义的思想领导,有中国国民党的坚持奋斗,何以国辱民痛,反日深一日;而我们始终未能实用其力,发展其救国救民雪耻图强的效果呢?单以对日之战而言,我们为了保障亚洲和太平洋的和平安全,军队浴血苦战,牺牲在三百万以上,民众转死沟壑,更在千万以上;虽然结果击败了日本,废除了百年来不平等条约,并且已跻国家于四强之一,可谓于斯为盛!然而曾不旋踵,我们就又遭受到了大陆沉沦的惨痛耻辱,我们以联合国发起人之一的重要地位,今天为了代表权问题,还要在联合国被人家讨论,受人家侮辱,不把我们中华民国看成一个有独立主权的国家,‘是可忍,孰不可忍’”。[38]蒋介石事后的自责与反省,从另一个视角反映出四强地位或荣耀给其带来的负面效应。
 
四、四强地位之考量与评估
 
中国在战时成为世界四强,国际地位突然提升。之所以如此,中国战场的长期抗战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中国抗日所取得的成就得到了肯定。但客观而言,中国只是一个大国,而绝对不是一个强国。将中国推上世界四强的席位,似乎只是美国单方面的考虑,英国、苏联一直持怀疑或反对态度。苏联斯大林拒绝出席开罗会议、莫斯科外长会议虽然发表了号称四强的四国宣言,但中国的签字者只是当时的中国驻苏联大使傅秉常,而且是在美国坚持下才被英苏认可的。中国成为世界四强表现地是相当被动、无奈与尴尬。英国首相丘吉尔否认中国的强国地位,蒋介石对此早已知悉。开罗会议期间,蒋介石在会见罗斯福后的日记中写到:“会谈完时,彼对余慨然曰:‘现在所最成问题,令人痛苦者,就是丘吉尔问题。’又曰:‘英国总不愿中国成为强国’”。[39]丘吉尔随后说“把中国当作世界四强之一完全是个笑话”,并不完全是蔑视中国的表态,其中包含一部分道理。对此,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抗战时任职于美国驻华使馆的费正清后来指出:“在国际舞台上我们力图使中国成为一个形式上的虽非实质上的大国。……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对一个值得钦佩的伟大民族作出的一种漂亮的友好表示”。[40]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表示,中国虽然号称四强,但也仅仅只是号称而已。
中国一跃而成为世界强国伊始,就在国际媒体上发生讨论。英国《经济学人》发表了一篇题为《何谓强国》的文章。该文认为,划分强国的标准,一是人口,二是国民所得。按照人口来划分,中国、印度属于强国。文章指出,单一标准不能构成强国,人口众多,土地广阔不是强国的惟一标准,国民所得是一个重要参数。有些国家的国民所得仅仅只足以维持其国民生计,没有余额投入到其他事业之中,如印度与中国;反观英国,“据此次战事经验之证明,国民仅恃其所得之一半,已足为糊口之需,其余一半以之为供给国家实现其政策之用”。[41]这样看来,英国是强国,而印度、中国未必是,不言而喻。文章认为,中国之所以在现在联合国家同盟中被列入四大强国之一,不是因为其人口与土地以及国民所得,而是因为,中国是世界上惟一一个受到强国日本侵略而没有败亡的国家。文章说:“中国之加入战争,视其他联合国为特久,其受祸亦特甚。中国本非强国,然受强国之直接攻击而不至败亡者,只此一国而异。所以列中国于联合国之内部者,以之为有色人种之代言人,自有其显著之利益在也。”[42]文章极力否认中国的强国地位,指出,“所以列中国为强国者,有其他原因,非真以其具有强国之地位故也。”文章还认为,中国目前不是强国,未来十年或几十年经过努力,也未必能够成为世界强国。将中国列入世界强国,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质意义。文章警告西方大国,如果过分依赖中国,中国作为世界强国所担负的国际责任,如果超过中国自身所具有的实力,或将给中国带来危险。此话现在看来,无疑有先见之明。
同时,英国的《外交家》杂志发表《现代强国的必要条件》一文,文章指出,一个国家要想成为具有实质意义的“大强国”(The Great Power),必须具备四个条件。第一,必须要有配备现代武器的巨大的海陆空三方面的常备武力;一个大强国必定要能支配足以供给其本身配备以待外援的广大而类繁的原料和工业资源。在作战机械化的时代,只有一个第一流的工业强国才能够成为一个军事力量的大强国。第三,每一个大强国必定要有足够的人民以维持并运用其军事与工业潜力。第四,大强国必定要在其人民间有精神上和政治上的统一。文章总结说:“第一流的陆海空军;第一流的工业力量;足够的人口及情感和目的之同一,使一个大强国的四个特性。”[43]以此来考察中国,中国只是在资源与人口方面占有优势,其他方面距离大强国的要求相差太远。对于战后中国是不是将成为一个大强国,作者抱有谨慎的乐观与极大的忧虑。乐观的是,中国拥有广大的资源与人口,中国抗战已表现出了“震惊世界的国家的统一”;忧虑的是,战后中国能否继续保持国家的统一?中国能否将资源大国转变为现代工艺强国?显然易见,当时的中国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强国,未来中国能否成为世界强国,充满了变数与不确定性。
著名学者张君劢对世界强国应具备的条件、权利与义务作了比较系统的分析。关于条件,“不外乎地大物博,兵精财富。此所谓强国之条件也。”以此条件去衡量,俄国与美国全部具备,称之为强国无疑;英国则为财富之国,德国则为兵精之国,法国之财富与军队不如英德,但比其他国家要好,也可以称为强国。关于权利与义务,“世界遇有大问题,大战事起,所谓诸强国者或开会以图排解,或互相对垒以武力决胜败。”一部欧洲近代史,其实就是一部列强竞争的历史。“十九世纪以来,欧洲所谓强国者,英则自有其久远之历史,俄则有其广大之土地人民,法则有其路易十四以来欧洲文化牛耳之地位,此其立国根据较为深厚者也”。除此几大强国外,美国异军突起,迅速成为世界强国。张君劢指出:“欧洲之外则有美国,一试其锋于第一次大战,再试之于此次战争之中,其地位介于两洋之间,其资源丰富,其工业发达,其人口混合欧洲各族而富于朝气,自与英俄两国成为世界上鼎足而三之势矣。”在对世界强国作考察后,张君劢总结说:“盖世界各大国之所以成为强国,大抵由其励精图治之所治,国内确保和平,经济足以自给,兵力足以致胜。……内政上既著成效,而后外交上成为强国,自为程序之当然者”[44]。内部强大,外交自然强大。这是成为世界强国的主要原因。
以世界强国的条件、标准来衡量中国,客观而言,或平心而论,中国其实距离世界强国的要求尚有很大差距。中国战时跻身世界四强,仅仅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军民抗击强敌的肯定,国际战略与外交的一种需要。对此,时人也比较冷静。张君劢指出:“吾国之所以得此地位,由于吾国当局坚持抗战不屈于敌人之故,谓为外交上之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可也,谓为内政上之实至名归不可也”。中国成为四强,不是自己的实力,完全是被动的。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否则,这种虚幻的荣耀不但不会给中国带来福音,而且会给中国酿成大祸或惨剧。此种担忧,张君劢已经敏锐地感觉到了。他说:“因战时各国求友之故,同盟者以强国之名加诸我身,则因吾内力未充之故,而议者振振有辞。不独外人如此,即吾国内之识者何尝不以负虚名而受实祸为深惧乎?”[45]张君劢援引西方学者的观点来证明自己的担忧:“然中国不足为强国,即在数十年之内,因战后之解放,中国获得内部团结,与经济开发,犹不足为强国也。以现时列中国于强国之中,遂视中国为强国类之一国,而他国所以倚重之者,超过于其实力之所具,则将有危险随之而来矣。”[46]左舜生对中国跻身四强的态度也不乐观,喜忧参半。他说:“有人恭维中国已经是四强之一,我倒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者也许中国今后真正会有这么一天;惧者我们就现状的种种负面考量,实在尚无以副友邦之望。”[47]
中国之所以被称为世界四强,主要有这么几个要素:人口众多,地大物博;文化深厚,历史悠久;中国军民抗战的成就。人口众多、地大物博属于自然因素,是先天赋予中国的;文化深厚,有几千年的文明,有独特的哲学与思想,这些属于历史,也是祖先遗留下来的智慧与遗产;中国军民英勇抗战属于现实,这一现象的背后其实也是文化的力量。也就是说,中国成为世界四强,自然、历史与文化是主因,这点无人否认。但是,作为世界强国的现实条件,中国除了抗战有力之外,其他方面均名不副实。政治上不统一,制度不完善,工业化程度很低,财力拮据,军队现代化程度不高等等,均成为中国成为世界四强的软肋。1942年中国被称为世界四强,但同年河南灾荒却造成300万人饿死,无形是一大讽刺。战时因为国际地缘政治与国际战略的需要,中国跻身世界四强。本来不具备世界强国的中国,被迫站立到强国舞台。一旦站立到此舞台,就必须按照强国的标准与规范要求自己。这样一来,政治民主化,经济工业化以及法治、公平、正义等诉求,在国际与国内双重压力之下一起浮现,成为焦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一方面,面对世界四强的光环,俨然以强国自居,决定顺应时代潮流,加速宪政,对当时的民主宪政诉求给予一定程度的宽容;另一方面,蒋介石本人骨子里抵触民主宪政,漠视其他政党的合理诉求,造成了国内政治的混乱。从国际上看,蒋介石以强国自居,公然与史迪威翻脸,直接要挟与对抗美国,豫湘桂战役的惨败,造成了国际上的孤立;从国内来看,蒋介石以强势自居,无视或蔑视其他党派,造成国内离心离德,四面楚歌。在蒋介石身上,强国与弱国角色在不同时空下的不断转换,使其对中国的真实定位变得模糊暧昧,造成蒋介石的判断、决策摇摆不定,最终迷失方向。一句话,四强地位最终压垮了国民政府,直接导致其最后的失败。
 


[1] 黄仁宇:《“四强之一”及其负担》,《黄仁宇全集》,第6册,九州出版社,2007;王建朗:《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史考察》,《历史研究》,1997年5期;王真:《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对中国大国地位的寻求》,《民国档案》,2003年2期;吴英:《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大国地位初探》,《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3期。
[2]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108页。
[3]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9,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11页
[4]日]古屋奎二:《蒋介石秘录》第4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8 9页。
[5]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4,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71页
[6] 《于右任文选》,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416页。
[7] 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33卷,449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8] 胡风:《胡风选集》,第2卷,29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
[9] 张君劢:《确立中华民国对于四强系统之关系及其地位》,《民宪》,1944年第1卷,第1期。
[10] 梁敬:《史迪威事件》,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5页。
[11]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9,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78-79页
[12] 转引自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7页。
[13]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2,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3页
[14]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9,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173页
[15]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9,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354页
[16] 王真:《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对中国大国地位的寻求》,《民国档案》(南京)2003年02期。
[17]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0,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204页
[18]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0,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254页
[19] 蒋夫人思想言论集编辑委员会:《蒋夫人思想言论集》,论著,13页,中央文物供应社,1966年
[20] 《于右任文选》,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416页。
[21] 刘光炎:《新的时代与新的认识》,《军事与政治》,第4卷第2期。1943
[22] 琼:《新约给妇运的教训》,《妇女新运》,第5卷第2期,1943年
[23] 老舍:《贺新约》,《时代精神》,1943年第7卷第5-6期
[24] 《蒋介石秘录》第4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8 9页。
[25]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9,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11页
[26]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9,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348-349页
[27]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0,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354页
[28]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0,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166页
[29]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0,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394-395页
[30]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0,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395页
[31]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0,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445页
[32]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0,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395页
[33]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1,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407-408页
[34]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1,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405页
[35]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6,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200页
[36]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6,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385-386页
[37]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7,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187页
[38]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9,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74-75页
[39] 蒋介石日记,1943年11月25日
[40]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4版,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324页。
[41] 张君劢:《确立中华民国对于四强系统之关系及其地位》,《民宪》,1944年第1卷,第1期。
[42] 张君劢:《确立中华民国对于四强系统之关系及其地位》,《民宪》,1944年第1卷,第1期。
[43] H·N·Hodson著,绍智译::《现代强国之必要条件》,《民宪》,1945年第1卷,第3期。
[44] 张君劢:《确立中华民国对于四强系统之关系及其地位》,《民宪》,1944年第1卷,第1期
[45] 张君劢:《确立中华民国对于四强系统之关系及其地位》,《民宪》,1944年第1卷,第1期
[46] 张君劢:《确立中华民国对于四强系统之关系及其地位》,《民宪》,1944年第1卷,第1期。
[47] 左舜生:《论加强美英苏中四国的团结》,《民宪》,1944年第1卷,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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