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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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锋:先生、总理与国父——孙中山尊称的历史考察

发布者:history_05 发布时间:2016-12-23 17:21 阅读量:

 
[摘要]  孙中山作为世纪伟人,先后被赋予先生、总理乃至国父等尊称。尊称孙中山为先生或中山先生,不仅在国民党内没有产生争议,而且也得到党外各种政治力量的一致认可;尊称孙中山为总理,并且赋予总理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只是获得国民党内的高度认同,却没有得到党外的普遍认可;尊称孙中山为国父,试图将其视为国家与民族认同的符号,在抗战时期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同样没有得到党外各种政治势力的普遍认可。国民党对其创党领袖的神化,某种程度上严重禁锢了其活力与创新,导致其组织的僵化与衰落。
[关键词]先生 总理 国父 孙中山 历史考察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孙中山作为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与旗帜,始终受到不同革命党派的共同崇仰和衷心爱戴。孙中山亲手创建的中国国民党,也分别赋予其“先生”、“总理”、“国父”的尊称,形成了孙中山崇拜。孙中山的著作先后以《中山先生全书》、《总理全集》、《国父全集》三种名称出版,明显是其尊称历史形成的佐证。孙中山“先生”、“总理”与“国父”尊称的形成,不仅仅是一种领袖崇拜,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种民族国家认同的符号或标志。关于孙中山国父尊称的形成及其发展变化,学界已经有了初步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1]综观孙中山的尊称,明显经历了从先生、总理到国父的演变过程,对此发展变化尚无人做系统研究。在此,我希望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此问题做深入的阐释与分析,使此讨论更加深入。
 

   
    孙中山(1866年—1925年),名文,字载之,号日新,又号逸仙,幼名帝象,化名中山樵,常以中山为名。当然,在当时那个非常时代,出于个人生命安全的自我保护,孙中山还用了不少名字。中山是其通用名,中山先生是国民党内对孙本人的尊称或敬称。在中华民国建立之前,同盟会内几乎均称其为中山先生。黄兴、于右任、居正、李烈钧等国民党元老,在给孙中山的信中,都以“孙中山先生”或“中山先生”开头。中华民国建立后,孙中山先后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全国铁路督办、国民党理事长、中华革命党总理、军政府大元帅、总裁、非常大总统等职,所以,关于孙中山的尊称,有称大总统的,有称大元帅的,有称总裁的,称呼不大统一,比较零乱,但是,大多数尊称孙中山为先生,或者职位与先生同称,如“总裁先生”等。总的称呼还是以先生居多。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来源于古称;另一方面,民国建立伊始,在宋教仁主导下发布了《社会改良会章程》36条,其中第17条规定:“废大人、老爷之称,以先生代之”。发起人有唐绍仪、蔡元培、刘冠雄、李煜赢、汪兆铭、钮永建、戴天仇、魏宸组、王正廷等26名民国高官和社会知名人士。[2]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在此仅举几例说明。如于右任在《致孙中山函》中说到:“中山先生道座:……故他人观察,以为先生既辞职,先生之志消极甚矣,而不知时势如此,先生岂容消极哉,抑天下岂有消极之孙先生哉。”[3]朱执信提及孙中山,也是称呼为“孙先生”。他说:“再者孙先生也是广府人,孙先生我们也没有请他入社,我们也不敢拿他的名字同党的名字做招牌。然而孙先生很高兴把他的意见,放在我们杂志里头,在我们是求之不得。如果我们不是排斥孙先生,就一样的不是排斥其他当代名人、党中旧友了。”[4]这段话是朱执信与居正讨论《建设》杂志创刊后所发生的争议。对其争议问题,我们在此不作讨论,只是说明当时革命党人对孙中山的称呼。即使非革命党人也称孙中山为先生,以表示尊敬。如著名的实业家、政治家张謇,尽管与孙中山政见不同,但对孙中山一直是尊敬的。张謇与孙中山交往不多,来往书信、函电也很少。但就在这不多的文字中,凡是提到孙中山,必是尊称与敬称,如“中山总统阁下”、“孙中山先生”,在孙中山的追悼会上,张謇给予孙中山很高评价:“孙中山不但为首创民国之元勋,且为中国及亚东历史上之一大人物。”[5]铁路督办、理事长与总理等称呼,在这一时期几乎不见。这一切说明,不论是同盟会时期,还是国民党时期,在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前,由于战事倥偬,百废待兴,有关孙中山的尊称还没有被提到议事日程,因此,关于孙中山的尊称,即使在国民党内部还没有完全统一。
在同盟会与国民党之外,一般称呼孙中山为孙文。清政府将孙中山视为反叛者,故意将其称为“孙汶”,孙中山的政治对手曾经一度称孙中山为“孙大炮”,暗讽孙中山不切实际。但这些并不代表大多数人的看法。一般都称呼孙中山为孙文或者逸仙君。梁启超与孙中山均系广东人,百日维新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与孙中山相识,成为好友。但是,因为在设计中国未来变革方向上存在巨大分歧,始终没有成为同路人。对此,孙中山曾经这样说道:“如弟与任公私交虽密,一谈政事,则俨然敌国。”[6]梁启超提到孙中山,都是以“逸仙仁兄”或者“孙逸仙君”、“孙君”来称呼。[7]这与称“中山先生”相比较,显然相当客气,关系明显疏远。即使如此,也符合中国传统礼仪中的敬重。胡适早年成名,对于孙中山有自己的评价。从其自由主义的立场,胡适对孙中山的某些政治主张是持批评态度的。1922年6月,孙中山与陈炯明发生冲突。胡适在《努力周报》连续发表评论,支持陈炯明,批评孙中山。他说:“孙文与陈炯明的冲突是一种主张上的冲突。陈氏主张广东自治,造成一个模范的新广东;孙氏主张用广东作根据,做到统一的中华民国。这两个主张都是可以成立的。”[8]文中提及孙中山,直呼大名“孙文”,或者称“孙氏”,与称呼陈炯明为“陈氏”一样,多少表现了胡适对孙中山的不满。在随后的评论中,几乎依然如此,没有出现过“中山”或“中山先生”的敬称。孙中山去世后,胡适发表了一篇《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难说”述评》论文,论文对孙中山的“行易知难说”做了系统评述,同时指出其不足与自相矛盾之处。这显然是一篇批评文字,但是,全文之中,凡是提到孙中山,均称“中山先生”。从直呼孙文到称呼中山先生,胡适对孙中山称呼的变化,也反映了胡适对孙中山评价的细微变化。
中国共产党始终称呼孙中山为中山先生或孙中山先生。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陈独秀、李大钊论及孙中山,前后一直以中山先生称呼。孙中山去世后,陈独秀连续在中共机关刊物《向导》发表《悼孙中山先生!》、《评中山先生死后之各方面》、《孙中山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中之悲愤》等文,其中满怀悲痛之情说道:“全中国的民众呵!我们没有了中山先生了!我们失了一个伟大的革命领袖,是我们极大的损失”。[9]李大钊接受孙中山邀请,直接参与国民党改组,与孙中山保持密切交往。孙中山去世后,李大钊在《挽孙中山联》中称孙中山是“建国山斗”,[10]随后,李大钊先后发表过《在列宁逝世二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中山主义的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将孙中山放在世界革命、中国革命的宏大角度给予高度评价。其中,充分肯定了孙中山的伟大人格。他说:“中山先生的人格伟大,无论是他的朋友,他的信徒,他的仇敌,都没有不承认的。”[11]李大钊进而将孙中山的思想概括为“中山主义”。他说:“孙中山先生革命的奋斗,已经唤起了沉睡的亚洲,中山主义所指导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亦必要影响到英国,经过英国影响到欧洲,到全世界。”[12]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卓越领导人赵世炎先后发表了《中山先生北来的意义》、《国民党过去的经验与今后的使命》、《孙中山主义与其遗命》、《中山逝世后反革命派之论调》等文,提及孙中山,皆以“先生”称呼。比如:“我们崇仰中山先生的为人,尤其崇仰先生是中国革命的先觉,是现代中国民族革命的领袖。”“开中国革命之局是中山先生,三十年来继续革命而不衰的是中山先生,号召现时全国革命运动的,舍中山先生外更没有第二人。”“中山先生是中国民族革命的导师,同时这个革命导师的职务,就构成他的三四十年的生活。”“孙先生是创造民国的元勋,这是三岁小孩和万恶军阀都是承认的。”[13]中共普遍称孙中山为先生,既符合时代剧烈变迁中中国的传统敬称,又很清晰表明了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区别。
 

 
    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1914年中华革命党在日本组建,孙中山任总理;1919年,中国国民党成立,孙中山任总理。孙中山先后三次出任总理,于是总理成为孙中山的专称与特指,在国民党以后的历史中,再也没有出现总理一个职务。对于孙中山,言必称总理,似乎已经成为国民党内的一个惯例。
1924年1月28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国民党总章》,特别设立“总理”一章,尊孙中山为总理,以党内法规赋予孙中山党魁与领袖的无上权威。
第四章 总理
本党以创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孙先生为总理。
党员须服从总理之指导,以努力于主义之进行。
总理为全国代表大会之主席。
总理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主席。
总理对于全国代表大会之议决,有交复议之权。
总理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有最后决定之权。[14]
两年之后,1926年1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国民党总章》完全保留了此章内容,并加以附注:“总理已于中华民国十四年三月十二日逝世,十五年一月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接受总理遗嘱,并努力实行之。保存此章,以为本党永久之纪念。”[15]同时,总章还就举行总理纪念仪式做了明确规定:
(甲)凡本党海内外各级党部会议场所,应悬挂总理遗像;
(乙)凡集会开会时,应宣读总理遗嘱;
(丙)凡本党海内外各级党部及国民政府所属各机关、各军队,均应于每星期举行纪念周一次,但有特别情形,经该地上级党部许可,得改为两星期一次。[16]
正式的总理纪念周由此而来。
1929年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最后通过的《中国国民党总章》中全盘继承了二大的内容,一字未改。同时,大会通过了《根据总理教义编制过去一切党之法令规章以成一贯系统;确定总理主要遗教为训政时期中华民国最高根本法案》。其中规定:“确定总理所著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及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为训政时期中华民国最高之根本法。……总理生时,本党党员之努力,一以总理之言行为依归;总理既逝,则吾党同志之努力,一以总理全部之遗教为准则。是故总理之全部教义,实为本党根本大法;凡党员之一切思想、言论、行动及实际政治工作,悉当以之为规范而不可逾越。”[17]这些规定,进一步将孙中山言行推演到法律的高度,使其神圣化、宗教化。
为彰显其神圣化与宗教化,国民党三大还特别规定了总理纪念周的仪节程式,具体仪节分为:(一)中央委员就位。(二)奏乐。(三)唱党歌。(四)向党国旗及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五)主席恭读遗嘱。(六)静默三分钟。(七)主席致开会词。(八)奏乐。(九)礼成。[18]按照规定仪式,三中全会还做了操演,胡汉民主席,恭读总理遗嘱。仪式完成后,合影、聚餐。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国国民党总章》,决定将总理一词成为孙中山的尊称。1925年5月,国民党在《接受总理遗嘱宣言》中明确规定,国民党除了由选举产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任执行之责外,不能更有总理”。[19]自此,总理成为孙中山个人独享的特指称号,后人不得使用这个称号。在国民党内部,几乎人人尊孙中山为总理。比如,邓演达《关于游欧的报告》中提及孙中山,除个别地方外,大多称为总理。“可是当总理北上奋斗的时候,得了群众热烈的欢迎,无论南北,都一致盼望总理的教训。群众也都因为总理的指导,发生了民族解放的觉悟。”[20]于右任在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致开幕词,凡是提及孙中山,均以总理代之。如:“今天总理诞辰,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适在今天开幕。……总理奋斗毕生所遗留给我们的,就是负有历史伟大使命的中国国民党。总理虽已逝世,而总理的精神,总理的教命,尚式临于大会。所以大会同志,即应以总理之精神为精神,检查过去工作,发挥总理遗教,以求党的领导能适合训政时期政治的进步。”[21] 李烈钧在总理纪念周的演说中说:“国民政府自改组以来,今天是第三次举行总理纪念周。……总理纪念周的意义非常重大,一方面是纪念总理的精神和事业,一方面是纪念总理的策略和人格。”[22]类似此方面的材料很多,举不胜举,在此不一一列举。
中间人士和中国共产党人大致称呼孙中山为先生,前面已经详述。胡适也曾在文章中以“先总理”一词指代孙中山,但仔细分析上下文,其实是用了“一班当权执政的人”的口气说的,并不是胡适对孙中山的称呼。[23]即使在国民党命令党内一律尊称孙中山为总理之后,胡适依然称呼孙中山为“中山先生”。李大钊在国共合作时期一度称呼孙中山为总理,第一次是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言。他说:“兄弟们到广州来,承本党总理及党中先进诸同志欢悦的接受,令我们在国民革命的工作上得有尽其绵薄的机会,我等不能不敬服本党总理及党中先进诸同志热诚的促进负有国民革命的使命的国民党的精神。”[24]第二次是1926年元旦,也就是孙中山去世之后,李大钊发表了《青天白日旗帜之下》一文,文中提及孙中山,使用“他”一次,使用“孙中山先生”一次,使用“总理”十七次。李大钊将孙中山称呼总理,并不代表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的称呼,而是一种尊敬的表示。另外,在国共合作的蜜月期,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以总理来称呼孙中山,也是一种很自然的表示。
国民党通过各种党内法规将孙中山“总理”固定化、永久化,后人不得僭越,而且通过各种仪式、节日予以祭祀或纪念,其实是一种个人崇拜的表现。这一点,陈蕴茜的研究已有充分阐述,本文不再赘述。需要指出的是,“总理”尊称的永恒,表明国民党潜意识中已经把孙中山视为党的父亲,简称“党父”。将孙中山称为“党父”,尽管在国民党官方文献中没有发现,但在孙中山去世后各地发来的函电中已经出现“党父”的称谓,如“顷接哀讣,惊悉天丧元勋,祸及党父,凡我赣民,同深哀痛。”“天丧党父,后生失师,谨电追悼,用志哀忱。”[25]虽然在国民党文献中没有发现“党父”一词,但是,在国民党要人的心目中,已经视孙中山为“党父”。国民党元老李烈钧就说过“孙中山先生便是党的祖宗”的话[26],国民党另一元老于右任也曾指出:“今天总理诞辰,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适在今天开幕。总理的生日,就是中华民国和中华民族的生日,也就是中国国民党的生日。由此我们知道中华民国、中华民族和中国国民党的生日,是凝结的,不是分开的;中华民国、中华民族和中国国民党的生命,是整个的,不是单独的。”[27]这段话的信息量很大,不但暗含了孙中山“党父”的意蕴,而且孙中山“国父”的寓意也呼之欲出了。蒋介石自视为孙中山伟业的继承人,也把孙中山视为“党父”。检视台北国史馆编辑的《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发现蒋介石在抗战期间最困难的时期,每逢孙中山诞辰、去世之日,都特别怀念孙中山,犹如儿子怀念父亲一般。1940年3月12日,是孙中山去世15周年,蒋介石万分感慨地说:“总理逝世忽忽已十五年矣,如至今尚健在,则革命或已成功,至少党务不致如过去之纠纷,而余亦可得专力于军事,不致如今日之痛苦。”[28]1940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诞辰七十五周年纪念日,“晨起公追忆国父曰:‘总理今年仅七十五岁,如其尚健在,则党国或致不如今日之艰危也。’”[29]1941年3月12日,又逢孙中山忌辰,蒋介石说:“总理逝世至今已有十六年矣。如其尚健在,亦不过七十五高龄,尚未臻桑榆晚年,而余之处境,则不致艰难困苦若此。”[30]家国同理,显而易见,不言自明。
 

 
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将其曾经担任的总理一职予以固化。同时,民间社会与国民党内部也陆续出现“国父”的称呼。现在大家所能看到最早称呼孙中山为“国父”的文献,是1924年7月20日中国国民党广州市特别党部所发布的青年党员大会宣言。其中提到孙中山“国父”的原文如此:“中国国民党更有足令人信服的,就是他有一个为国人及外人所称做‘中国国宝’、‘中华民国国父’的首领。”[31]台湾学者认为:“中国国民党广州市青年党员大会宣言,首称孙总理为中华民国国父,呼吁国人团结革命,以救中国。”“此为当孙大元帅在世时即为国人推为‘国父’的明证,亦为尊称‘国父’最早之文献。”[32]受此影响,许多学者大都认为这是中国人或者国民党内首次将孙中山称为“国父”的铁证,其实还是有误解和偏差的。仔细阅读原文,不难发现,文中提到“中国之宝”、“中华民国国父”只是转述了当时“国人及外人所称”。也就是说,国人尊称孙中山为“中国宝贝”,外国人称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国父”。宣言认为孙中山与俄罗斯的列宁、土耳其的凯末尔等相比较,“无稍逊色”,但并没有直接称呼孙中山为“国父”,而是明确称“吾党总理中山先生”。原文如此:“吾党总理中山先生,其知识之丰富,思想之深邃,节操之高介,宗旨之坚定,态度之光明,固然是举国无两。”[33]由此来看,认为这是最早尊称孙中山为“国父”的文献是对的,但要得出这是国人首次尊称孙中山为“国父”的结论,似乎有望文生义之嫌疑。
孙中山去世后一段时间与孙中山奉安大典期间,“国父”一词见诸媒体的频率最高。李恭忠在这方面的研究比较全面,可以参考。[34]称呼孙中山为“国父”,大致说来,主要是挽联、祭文与纪念文字三类。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大员、各界名人、社会贤达纷纷撰写挽联,寄托对伟人的哀思。在这众多的挽联中,直呼孙中山为国父的几乎全是普通百姓、海外华侨及一些媒体,[35]惟一直呼孙中山为国父的是后来一度是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秦邦宪(即博古),其挽孙中山联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是先生奋斗素志;追悼革命领袖追悼国父使民众痛哭失声。”[36]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生于1907年的秦邦宪此时只有18周岁,尚未加入中共。这年十月,秦邦宪才正式加入中共。[37]1929年6月,国民政府举行孙中山奉安大典,国民党党政机构及其首长相继撰写祭文,追念孙中山,其中许多祭文尊称孙中山为国父。比如,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称孙中山是“国之父,人之师”,[38]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暨五院院长称孙中山“弘惟总理兮,先知先觉?民国之国父兮,人类之导师。”[39]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的祭文中三次提及国父:“惟我国父,宝光汉族,先觉觉后,神州匡复。建国之始,群生望治,如何国父,忽焉永逝。伊我国父,遗世遗教,革主命义,三民是诏。”[40]其他类似“昊天不吊,丧我国父”、“吁嗟昊苍,丧我国父”、“千秋国父,百代人师”等文字,也大量散见于文献中。媒体舆论也有纪念与缅怀的文章,其中也提到国父尊称。比如:“有孙中山,然后有中华民国,没有孙中山,未必有中华民国。美国人称缔造美国的华盛顿为国父,那我们对于这中华民国的华盛顿也应当尊一声国父。”[41]又比如:“考孙中山先生,身为国父,功在国家,在政府方面不应仅以仪葬之隆崇,作饰终之酬报,尤应设法将先生学术思想永远保存,甚至更从而光大发扬,务使余芬永存,万古常新”。[42]这些“国父”尊称,与其说是社会各界对孙中山创建民国丰功伟绩的一致认同,还不如说是时人对孙中山的无限敬仰与深切怀念。中国传统社会崇尚死者为大,往往会将最美最好的词汇献给逝者,既合情又合理。
蒋介石属于最早喊出“国父”尊称的那批人。孙中山去世时,蒋介石正率领国民革命军东征。同年3月30日上午,东征军举行追掉大元帅及阵亡将士大会。蒋介石发表演说,称誉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国父:“我们孙总理是中华民国的国父,国父死了,我们应该作如何感想。我们的国父这次晋京,是因为要开国民会议,要废除不平等条约,打倒帝国主义,使得我们中华民国成一个自由独立的国家。”[43]随后的讲话中又称呼孙中山为总理,再也没有出现“国父”的称谓。也就是说,“总理”与“国父”并称,并没有完全统一。1933年国庆节纪念大会,蒋介石发表演说,其中讲道:“总理是中国革命导师,是中华民国的国父,曾经领导一般同志,艰难奋斗,缔造中华民国,所以我们今天纪念国庆的时候,格外要纪念总理,向总理表示敬意。”[44]也是总理与国父并称。1935年孙中山逝世十周年,蒋介石发表演讲,指出:“大家晓得:我们中华民国就是总理所创造的。如果没有总理,便没有今日的中华民国,也就没有我们今日独立的中华民族。所以总理就是产生我们中华民国的国父。我们的国父,以四十年不断的艰难奋斗,创造出中华民国,更继续发扬我们中华民族的新生命,所以中华民国,就是总理最伟大的精神和事业的遗产。而其伟大的精神和主义,已成为中华民国的国魂,要与天地鼎立,万古不朽!”[45]同样是总理国父并称。蒋介石之所以如此不厌其烦地将孙中山并称总理、国父,一方面表现了蒋介石本人对孙中山的敬重、崇奉、爱戴与怀念的真实情感,另一方面,蒋介石不断突出孙中山总理、国父的尊贵身份,也是要凸现自己作为孙中山继承人的合法性与权威性。1936年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70周年,在其诞辰纪念会上,时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提出应该将孙中山与美国国父华盛顿一样,作为国父来尊崇与纪念。林森指出:“总理是中华民国的创造者,他不但是推倒满清统治,倡导民族主义的先觉者,并且推翻了中国数千年相传的专制政体,首创东亚第一个共和国家,做了我们四万万人的导师。当他在民国元年被选为第一任大总统的时候,因为要促进南北统一起见,抱定天下为公的理想,不惜敝屣尊荣,辞去总统不做。这种伟大的精神,在中外历史上是不容易见到的,只有美国人一致尊为国父的华盛顿,才有这种的风度。所以我们全国国民尊崇总理为国父,完全是出于良心的一致。”[46]林森的提议,并没有得到广泛认同,此议暂时搁置。
1939年11月12日,中国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在重庆举行,林森与石瑛、张知本、蒋作宾等12人联名提出“拟请尊称总理为中华民国国父案”:“总理立承先启后救国救民之大志,领导国民革命,兴中华,建民国,改革五千年专制政体为共和国家,解放全民不自由之束缚,复兴民族,跻中华民国在国际上有自由平等地位,吾人追念总理缔造民国艰难,全国同胞没齿不忘总理之伟功大德,拟请中央通令各省市,此后应尊称总理为中华民国国父,以表崇敬,而示不谖。”并建议在现在已有的总理诞辰、总理忌辰、总理遗嘱、总理遗像、总理遗教、总理年谱、总理陵墓、总理故乡八个尊称前“应首贯以‘中华民国国父’六字”。[47]此项提案没有进入会议议程,或者是进入议程而没有通过,暂时存疑。1940年3月28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一四三次会议通过讨论最终通过了林森等人的提案,“尊称总理为中华民国国父”。会议决议案称:“本党总理孙先生,倡导国民革命,手创中华民国,更新政体,永奠邦基,谋世界之大同,求国际之平等,光被四表,功高万世。凡我国民,报本追远,宜表尊崇,兹经本会常务委员会第一四三次会议一致决议,尊称总理为中华民国国父在案。”[48]随后,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意发表关于决议尊称孙先生为中华民国国父的声明,核心内容大体与决议案一致,只是开头加了一句“中央决议尊称总理为中华民国国父”。[49]同时,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致函国民政府,“相应录案函达,即希查照通令全国一体遵行为荷!”,国民政府文官处回复秘书处,“业经国民政府通令直辖各机关遵照并转饬所属一体遵照矣”。[50]翁文灏时为中国国民党中常委,其在1940年3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中常会议决,尊孙中山为国父。”[51]
1940年4月1日国民政府通令全国,5月13日系星期一,国民政府举行国父纪念周。从时人日记记载来看,这是第一次以“国父纪念周”来替代“总理纪念周”。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参事的陈克文在其日记中写道:“总理的称呼,最近改为国父,总理遗嘱,也改为国父遗嘱,向总理遗像默念三分钟也改为国父遗像。这一次的纪念周是‘国父’二字第一次的当众正式使用。”[52]从此,孙中山的尊称由“总理”变为“国父”,并以法律的形式予以确认。然而,党内称呼孙中山为总理已经成为习惯,一时还难以改口。另外,在尊称孙中山上,特别规定党内称总理或国父均可。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在国民党内,有时称呼总理,有时称呼国父。1940年11月12日,系孙中山诞辰75周年,蒋介石日记中还是称“总理诞辰纪念日”,其中提到孙中山,依然称呼总理:“总理今年只七十五岁,如其尚在亦不算为过老,则党国或不如今日之危乱也。上午到国府纪念总理诞辰后到军会,对各县长管理粮食事训话;下午在黄山休息,研究时局与俄德关系。”[53]在蒋介石及其他党内元老的讲话及文章中,依然是总理、国父或者总理国父等各种尊称并存,似乎一直没有统一。
国民党中央从法律上确立了孙中山的国父地位后,为了确保其贯彻执行,先后出台了一系列规则、办法。1940年5月23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饬知尊称总理为国父之适用原则》,针对机关、民众在具体实行中的困惑,特别规定了国父尊称的三个原则:“(一)在政府机关、民众团体,应一律改称国父。(二)在党内,称国父或总理均可。(三)民间已印就之图书文字,不必强令改易。”[54]1941年4月,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王陆一等十一人联名提出《为崇敬国父,各省、市、县、乡、镇普遍建筑中山纪念堂,以资永久纪念案》,在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获得通过。[55]1942年8月,国民政府决定将总理纪念周与国民月会纪念合并,并由行政院发布《国父纪念周暨国民月会合并举行仪式》具体实施办法。其中规定:“一、国父纪念周暨国民月会开始;二,主席就位;三,全体肃立;四,唱国歌;五,向党国旗暨国父遗像行三鞠躬礼;六、主席恭读国父遗嘱,全体同时随声宣读;七、向国父遗像俯首默念三分钟;八、主席宣读国民公约,全体同时俯首朗诵;九、报告;十、宣读党员守则;十一、呼口号。”[56]1943年,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常务委员会还通过了《国父遗像暨主席肖像制作申请审查办法》,就像别样式、制作方式、成本数目、预定售价、发行单位、制作人资质等做了具体规定。同时,推荐使用世界舆地学社、上海三一画片印刷公司、重庆东方美术文具制造厂等机构摄制或制作的“国父彩色西装半身像”、“主席彩色军装半身像”与“国父主席合像”等标准照,要求各地严格执行。[57]1948年9月16日,内政部公布《国父遗像张设办法》,严禁在不洁之地、丧葬现场随意张贴国父遗像。此办法共计7条:“一、张设国父遗像之地,务须光明洁净。二、张设国父遗像,须择正中适当之地点。三、凡团体或机关之礼堂、会议厅或其他公共场所,均须张设国父遗像。四、各种集会会场均须于主席之上方设置国父遗像。五、国民敬仰国父者,其住宅亦得于厅堂张设国父遗像。六、张设国父遗像之地点,不得夹设其他污亵物件。七、非上列地点,一律禁止张设国父遗像。”[58]孙中山国父尊称经过长达近二十年的酝酿,其名分最终在抗战期间得以确立。
值得注意的是,以汪精卫为首的伪南京国民政府也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孙中山“国父”的尊称。1941年5月,陈公博、周佛海、李士群等十人联名提出《拟请尊称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国父案》,并附《尊崇中华民国国父致敬办法》。提案称:“谨以中华民国成立迄兹,经年历世,追念手创中华民国、国民党总理孙先生,为求我民族国家之自由平等,首倡革命,缔造艰难,抱唯一之信念,奠万年之宏基,睿哲文明,黎元感激,际此集举全民之力,靳致和运之隆,崇攻表德,宜有厚归,拟请尊称孙先生为中华民国国父,庶几率万众于一心,表尊崇而追远。”[59]5月29日,“政治会议委员会议讨论予以通过。同日,南京伪国民政府行政院颁布了《尊崇中华民国国父致敬办法》。“第一条,手创中华民国之中国国民党总理孙先生应尊称为中华民国国父,其致敬办法依各条规定行之;第二条,各级政府各合法政党及人民团体机关,均应于礼堂或集会场所正中,于国旗交叉下,永远悬挂中华民国国父遗像,并附挂国父遗嘱;第三条,正式集会开会时应向国父遗像行最敬礼、三鞠躬,并恭读国父遗嘱;第四条,集会演讲时于第一次称及国父时应起立或立正致敬;第五条,关于公牍、教科书、书籍、报纸、刊物及一切文字于称述总理或孙先生时,均应改称国父,并由主管机关将主管事项另订检查细则施行;第六条,本办法自公布日施行。”[60]由此看来,与其说是蒋介石及其重庆国民政府与汪精卫及其伪南京国民政府“争夺道统”,还不如说是汪精卫及其伪南京国民政府与蒋介石及其重庆国民政府争夺“政统与道统”。众所周知,汪精卫“还都南京”后,无论是政府机构的设置,还是党的名称及其组织,几乎全与重庆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一致。此事特令蒋介石恼火。孙中山作为一个政治符号和象征,其所蕴含的各种资源是无比丰厚的,汪精卫及其伪南京国民政府对其重要性心知肚明,自然不会轻易割弃。尊崇孙中山为国父,南京滞后于重庆。但是,汪精卫利用其得天独厚的条件,于1942年4月将战前的“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改名为“国父陵园管理委员会”,直属于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61]这似乎可算作其首创。一群卖国求荣的汉奸,还厚颜无耻地尊奉孙中山为国父,只能说是对孙中山及国父尊称的侮辱,九泉之下的孙中山不知对此作何感想。
 

 
孙中山国父尊称或名号在抗战期间最终确立,自然具有其积极意义。李恭忠指出:“其中既有国民党人对孙中山的崇仰之情,也有借此凝聚国人认同、激励抗战士气的现实考虑”,“凝聚中国人的现代国家认同”。[62]事实上的确如此。确定尊称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国父,进一步凝聚了广大国人的民族意识,激发了民族精神,对于实行全民抗战、实现民族复兴产生了积极影响。视孙中山为国父,奉孙中山为偶像、国魂,倡导国父精神,为抗战建国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动力。蒋介石反复强调:“国父的诞生是中华民族的救星,是全体人类的福音”,国父的思想与精神“唤起了我们中华民族的自信,鼓舞了我们中国复兴的希望,启示了我们中国国民在现代世界中力求进步的觉悟”,“国父所倡导的国民革命,真是中国复兴的枢纽,也是人类福祉的基础所关”。[63]以此来凝聚党内共识,为完成孙中山的未竟大业而努力奋斗。长期与蒋介石不睦的桂系将领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先后发表纪念文章,重温国父精神,表达对孙中山的崇仰与尊奉。李宗仁说:“在七十五年前的今天,天佑中华,产生了国父做我们先知先觉,同时具有五千年优越历史的中国精神,也就整个寄托在国父的身上,成为继往开来的优越的国父精神。”[64]李宗仁明确提出“国父精神”,而且将“国父精神”与“中国精神”相提并论,赋予“国父精神”无以伦比的地位。李宗仁指出:“这种民族至上的自信自力,及奋斗不屈的精神,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国父精神之一表现。这种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义为人民而设’的革命精神,就是我们所谓‘基于理性主义的对内求政治之贤明与民主’的中国精神,也就是国父精神的又一表现。”[65]在李宗仁看来,国父精神很好实现了与中国精神的统一,彻底贯彻国父精神,能够保证无往不胜。对此,李宗仁表示:“有了这个代表中国优越精神的国父精神做我们前导,做我们支柱,我们才能够颠覆满清创造民国,才能够打倒北洋军阀,才能够对日全面抗战。”[66]桂系三号人物黄旭初也表达了与李宗仁相同的认识,指出孙中山一方面斩断了历史帝制,另一方面又综合与改造了中国传统文化,完成了其思想体系。他说:“第一,国父廿五年的努力,斩断有五千年以上历史的帝制,创造出崭新的中华民国。第二,国父把五千年以上的传统文化,古今中外一切哲人的理想,由于四十年的努力,非特彻底的加以整理,更用综合与改造的工夫,完成一个绝大的思想体系,成为最伟大的革命思想。”[67]也就是说,他们不仅承认孙中山的“政统”地位,而且认可其“道统”的合法性。白崇禧人称“小诸葛”,个性鲜明,纪念文章全篇称孙中山为总理而不提国父,但依然承认孙中山“是东方革命运动之不世出的天才领袖,伟大导师”。[68]
国民党中央尊奉孙中山为国父,也得到社会的一定认同。有人撰写《国父》一文,认为将孙中山与华盛顿一样尊称国父,非其莫属,孙中山当之无愧。文章指出:“国父这尊称,大概系从美国的华盛顿开始的吧。他是开创美国国家,当年领导着美洲的英国移民,努力与英本国压迫的统治者抗争,才把数千万的美国人民,从英国压迫下解放出来,而造成了独立自由的一个新国家的元勋。美国人纪念其功不可没,故尊之曰‘国父’。我国孙中山先生,领导革命,推翻满清,创造共和,故也有国父之尊称。除他以外,再也无人能当得这尊称了。”[69]西康文人编写三字经,缅怀孙中山,其中多次提到国父,如:“袁世凯,皇帝梦,丑张勋,复宣统。国父命,齐打倒,我民国,乃可保。民十四,国父逝,蒋总裁,继其志。七七变,我抗战,小日本,手足乱。有国父,在天灵,有总裁,统大兵。……全国民,大团结,驱日寇,把耻雪。救国父,快捐献,保民国,万万年。”[70]类似文字虽然不是很多,但也基本反映了普通民众对国父尊称的认同与支持。
国民党尊称孙中山为国父,力图将孙中山树立为“政统”与“道统”的正宗。这点引发争议。著名学者钱穆认为,将孙中山尊称国父,视为中国现代政治的开创者,即“政统”的创始者,名至实归;将孙中山看作中国传统文化的始祖,即“道统”的缔造者,差强人意。钱穆说:“今国民党人尊推孙中山先生称为国父,此由模效美国以华盛顿为国父也,盖美国十三州之独立,由华盛顿所率领,中华民国政府之创建,由中山先生所倡导,崇之以国父之称,宜无不当,然此亦仅言政统非言道统也。近代美国之共和政体,固为华氏所手创,然美国人之人道文化,则远有来历,故美人言教统,仍归耶稣,不属华氏。中华民国之政府,固为中山先生所手创。然中华民族之人道文化,则亦远有本源,非亦由中山先生创之,此在中山先生《民族主义》之讲演中,阐发已至剀切,故言中华民国之政统,必推中山先生为不祧之祖,若言中华民族之道统与教统,则中山先生亦一孝子顺孙耳,岂得同样奉为不祧之祖乎?今全国大小各级学校,若逢中山先生诞辰与其逝世纪念日及国庆大节,尽崇仰追思之礼,此亦理之宜然,若今每七日有纪念周,每逢学校有典礼,必先对中山先生遗像行礼致敬,是以尊中山先生于政统者而一体尊之于道统,若细籀中山先生民族主义之遗教,此等崇拜,恐亦非中山先生所乐受,此亦今日学统绌于治统之一例也,故连带而论及之。”[71]钱穆属于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欣赏传统,崇尚孔孟儒学与程朱理学。因此,他认可国父的政治地位,反对并批评国父的文化道德地位。钱穆对国父的评论,自有其理由,我们可作同情之理解。
也有学人借纪念国父诞辰,抒发自己对当时现实的不满与无奈。指出:“你可以看见你首创的三民主义被大家所崇拜,虽然现在所解说的主义和你以前的主义有些貌同质异,然而‘三民主义’这四个字被每个人所熟,从小学生到大学生;从官吏到平民,都无条件的服从。”“你更可以看见,你临死时还不信赖的那些大员们现在高居党位,也非常‘信仰’三民主义,并且放出他们的爪牙,吮吸着人民的血汗。”[72]文章认为,国父是幸运的,也是幸福的,因为早死,没有看到此时的乱象与不堪。“呜呼!国父,假使你的灵魂能不胜其烦的话,更可以看到许多。而你也一定感到幸运,因为你的早死,便可以被任意摆布,当做偶像;到现在一直维持你的光荣;假使你竟现在活着,实施你那时手订的三大政策,也许早已被指为‘共匪’,开除党籍,只好寄居到香港去了。”[73]该文对国民党当局背弃孙中山三大政策,大搞偶像崇拜等作了批判与嘲讽,反映了时人对社会政治现状的严重不满。这种不满,借用国父诞辰前夕抒发出来,无疑是对纪念日的一种反讽。
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已经遭遇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的全面危机,社会巨变与转型指日可待。国民党统治的合法性开始受到质疑,与此相应,执政者所钦定的国父尊称,也同样遭遇尴尬。面对美国华侨发行的《中美周报》主编吴敬敷撰写社评,提到孙中山时常常称之为国父,这时也遭到读者质疑。读者关泽写信指出:“先生屡称孙文为国父,弟殊不解。我知美国称华盛顿为国父,系因其无子,国人哀之,故称他为父,为开国先锋也。但孙文已有子有孙,何以亦称他为国父?若曰他是开国元勋,弟知武昌起义时,他仍在海外演说,要打倒满清。若先生必曰他是元勋,敢问法国之开国元勋,法国人亦称他为国父乎?以先生之大才,何患不能行其道,何必于国民党暗送秋波?”[74]吴敬敷回复读者来信说:“泰西各邦,凡有大功于国家而为人民所敬爱感戴者,尊称为‘国父’。美国人称华盛顿为‘国父’,正所以表示‘敬爱感戴’,并非‘哀其无子’。吾人称孙中山先生为‘国父’,只是表示‘敬爱感戴’而已,绝非对国民党暗送秋波,因孙中山并非国民党所私有,而其对国家之功绩,则史家早有公论也。”[75]这段材料说明,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力的衰落,造成了孙中山评价的降低。同时也表明,国民党将孙中山尊为国父,多半也是一党的意志与期盼,并没有得到广大国人的一致认可。
中国共产党也一直将孙中山作为中国民族争取独立与解放事业的先驱。中国共产党人邓中夏、董必武、张友渔在行文中也曾以“国父”称呼孙中山,[76]1943年11月12日,中共主办的《新华日报》也曾经发表过《国父诞辰纪念》的社评,但在主要领导人讲话与中共中央文件中,从来没有尊称孙中山为国父。中共早期特别是国共合作时期对孙中山基本以先生称呼,文前已述。之后依然如此。如1937年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说:“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77]1938年3月1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纪念孙中山逝世13周年纪念大会,毛泽东发表讲话,其中15次提到孙中山,均以“孙中山先生”与“孙先生”相称。毛泽东指出:“我们纪念孙先生,如果不是奉行故事的话,就一定要注意这样的三项:第一,为三民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第二,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与扩大而奋斗;第三,发扬艰苦奋斗、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革命精神。我以为这三项是孙先生留给我们的最中心最本质最伟大的遗产,一切国民党员,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爱国同胞,都应接受这个遗产而发扬光大之。”[78]也是在这一年,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中,毛泽东将孙中山与孔子并列,予以高度评价:“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79]1956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诞辰90周年。毛泽东发表《纪念孙中山先生》,第一句话“纪念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应该视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历史地位的权威诠释。[80]从此,“总理”、“国父”一词仅仅成为国民党内、台湾地区及海外华人对孙中山的尊称。
 

 
孙中山生前死后被敬称为先生,得到包括国民党、共产党以及其他各种进步势力的普遍认可,没有产生任何质疑与争论。但是,遵奉孙中山为“总理”与“国父”,只是获得了国民党内大多数人的认同与肯定,没有得到国民党外其他进步势力的认可与支持。国民党在其《党章》中特设“总理”一章,将孙中山的权力绝对化,已经开始引发人们的不安与担忧。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运用其公权力,通过党内法规与政府训令等多种形式,先后制定各种规章,如“总理纪念周”、“国父纪念周”等仪礼的程式化,进一步彰显出国民党政治文化的空洞化与仪式化,与孙中山本有的思想精神与民主理念愈来愈远。
因为形式空洞,纯粹仪式化,“总理纪念周”一开始就遭到冷遇。1927年举行的纪念周上,时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的李烈钧坚持参加纪念周,对此感慨良多。他说:“总理纪念周的意义是很重大的,并不是随随便便可有可无的一桩不要紧的事情。照着举行纪念周之规则说起来,凡是同志,无论何人,除因要公外,一律都是要来参加的,有不到的,便要加以党的纪律的处罚。但是我看今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两面的同志到场的,恐怕不得一半,不过三分之一以上,这实在是一件不好的现象。”[81]“最近两次纪念周,除本府卫士队人员照常参加行礼外,其余国府及军委会同志参加者,均不如以前踊跃。”[82]“本府举行纪念周,是我们身为党员者,必须每一星期要在总理面前恭读遗嘱,即是受他教训,希望各位同志,不可视为具文。”[83]到会人数不到一半,主要是国民政府卫士参加,被视为“具文”等等,表现了时人对此形式的厌烦。国民政府行政院参事陈克文在其日记中,对行政院纪念周的应付、敷衍等情形有所记述,如:“院里纪念周,人数甚为寥落,四五分钟毕事”[84]“院里纪念周请不到人来报告。我做主席读完总理遗嘱后,默念三分钟,再读党员守则,以前是无须读的,最近才由国民政府通令一律循读,政院循读这是第二次。”[85]“最使人敬佩者为林主席,自孔长登台演说,主席即双手垂直,取立正姿态,头微俯倾听,自始至终,历半小时丝毫不动,毫无倦容。左右前后年事较轻者,虽取休息姿态,已均露局不安,搔首抓腮,咳嗽吁气矣。”[86]每周一次,逐渐流于形式。陈蕴茜在其著作中列举了不少例证,可以参考。[87]
纪念周上恭读总理遗嘱,唱党歌,静默三分钟等固定仪式,被人视为宗教礼拜。陈独秀就指出:“废除不平等条约与实现国民会议,也是中山遗嘱之要点:可是自从中山先生逝世一直到现在,虽然每逢开会必读遗嘱,而遗嘱中之要点却无人记在心中,慢说是实力奉行了,这样的读遗嘱,和牧师诵经祈祷宗教仪式何异?”[88]对此,李烈钧辩护说,尽管纪念仪式仿佛礼拜,但不要仅仅看成宗教仪式,而要充分理解其积极意义。他说:“本来这纪念周的举行形式上,仿佛象基督教的礼拜。……其实耶稣的博爱精神,圣经上救人救世的道理,是很崇高伟大的,是很值得我们仰止的,也和我们总理的三民主义救人救世一样。我以我们一周一次的来纪念总理,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重大的意义与兴趣,只拿当着一种宗教仪式看。”[89]陈蕴茜指出:“纪念周被国民党作为制度时间固化为带有宗教色彩的政治仪式,更加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与行为自由,与时人追求自由民主、反对专制独裁、反对个人崇拜背道而驰。”[90]
为什么国民党不顾及时代潮流,公开将孙中山崇拜制度化,在我看来,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传统专制制度的历史惯性与中国国民党创党时的特性,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对领袖的崇拜。就前者来说,以崇奉帝王的最高规格去尊崇党的领袖似乎并不为过,甚至理所当然;就后者来说,中国国民党经过多次改造,早已完全成为孙记政党,在国民党党员的心目中,奉孙中山为圭臬,尊其为老大已经成为习惯。胡适曾经很敏锐地观察到,“同盟会是一种秘密结社,国民党是一种公开的政党,中华革命党和新国民党都是政党而带着秘密结社的办法的。”[91]胡适不愧是大家手笔,论述精辟。他将国民党的历史分为四个时期,认为只有以宋教仁为灵魂的民初国民党是一种现代政党,而其他三个以孙中山为领袖的国民党,却是秘密会社或政党与秘密会社的结合。秘密会社是底层社会为了反抗专制统治而自发建立起来的一种群体与组织,但其本身是模仿专制制度的,缺乏近代民主色彩。孙中山及其同志在其革命生涯中曾经不同程度与其合作,秘密结社的运作方式对孙中山产生了负面影响,造成了党内不能存在异议。如果出现不同政见,通常就被视为“叛逆”、“叛弑”予[92]以封杀。胡适指出:“孙文鉴于国民党的失败,仍旧想恢复秘密结社的法子来组政党。”1924年中国国民党改组,包括共产党员在内的诸多精英进入国民党,充实了新的血液,使国民党获得新生。但是,《中国国民党总章》特意设立“总理”一章,赋予党魁孙中山以绝对权力,使得国民党逐渐趋向专制、独断,留下无穷后患。
第二,孙中山去世后, 国民党内一时群龙无首,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三足鼎立,互成派系。派系之间权力争夺势成水火,但对孙中山“总理”的至尊地位,无人敢提异议。因此,随后无论是中山先生纪念也好,还是“总理纪念周”也罢,与其说是缅怀孙中山本人的丰功伟绩,还不如说是对其绝对权势的顶礼膜拜。三人都很清楚,继续保持对“总理”的尊崇,其实就是对其后继者的膜拜。因此,在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有关“总理”一章不但一字未改予以保留,而且加以特殊说明。这种特别说明文字,翻阅各种政党党章,确实是绝无仅有。随后多次全国代表大会依然如故。1936年胡汉民去世,国民党内的三足鼎立平衡被打破,汪精卫难以抗衡,蒋介石权掌中枢,成为国民党的核心。1938年中国国民党全国临时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中国国民党总章》修订案,同意设立“总裁”一章,规定设总裁一人,副总裁一人,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总裁代行第四章所规定总理之职权。[93]据媒体报道,这次大会“确立全党领袖制度,由大会修改党章,选举蒋中正为总裁,汪兆铭为副总裁,俾革命的集团有一稳固的重心;总裁代行党章所规定总理之职权,常务委员会开会时,由总裁主席。”[94]这样,党章所赋予总理的职权转移到总裁身上,总裁替代总理,成为权力的化身。不久,汪精卫投敌叛国,副总裁一职自然消失,蒋介石利用总裁一职取得绝对权力,成为中国国民党无人能够制约的最高领袖。自此,纪念总理,无形中等于学习总裁;崇拜总理,等于崇拜总裁。某种意义上来说,蒋介石巧妙地利用了人们对孙中山的崇拜,达到了自己专权独裁的目的。
总的来看,尊称孙中山为先生或中山先生,得到了党内外的一致认可,没有产生任何争议;尊称孙中山为总理,仅仅得到国民党内的一致认可,却没有得到中国共产党、中间势力及其他人士的认同;尊称孙中山为国父,也同样只得到国民党内的一致认可,并没有得到全社会的认同。国民党赋予孙中山“总理”、“国父”尊称,表面上看似乎是效仿近代民族国家称呼其开创者为“国父”,实质上却相当程度地保留了昔日帝王与传统会党的痕迹。毕竟,谁为中国国父,中国国父是谁,以传说中的黄帝的声威,也始终没有得到这一尊号,何况孙中山以“革命尚未成功”的巨大遗憾,很难毫无争议地获取“国父”之尊。可以这样说,孙中山作为现代民主政体的开创者当之无愧;但孙中山被尊为国父,似乎难孚众望。孙中山的总理、国父尊称与称号,与其说是国父,还不如说是国民党“党父”似乎名副其实。不论是“党父”也好,“国父”也罢,都是中国传统“家国同构”的产物,带有十分明显的家长制痕迹,并不符合近代民主进步的时代潮流。孙中山“总理”、“国父”尊称严重制约与禁锢了国民党的活力与创造性,导致其走向凝固、僵化与衰落。



[1] 潘光哲:《“国父”形象的历史形成:一个初步的考察》,《第6届孙中山与现代中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父纪念馆,2003年,《诠释“国父”:以罗香林的〈国父家世源流考〉为例》,《香港中国近代史学报》,第3卷,2005,《华盛顿在中国:制作“国父”》,台北:三民书局,2006年;李恭忠:《中山陵: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诞生》,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陈蕴茜:《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2] 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上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版,第379页
[3] 于右任:《致孙中山函》,《于右任文选》,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187页
[4]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编:《朱执信集》,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407页
[5] 曹从坡等主编:《张謇全集》,第一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08、605、606页
[6]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232页,
[7] 梁启超著,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5、957页
[8] 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08页
[9] 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54页
[10] 《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96页
[11] 《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844页
[12] 《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883页
[13] 《赵世炎文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61、163、166、237、245页
[14] 荣孟源等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25页
[15] 荣孟源等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157页
[16] 荣孟源等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157页
[17] 荣孟源等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654页
[18] 荣孟源等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775页
[19] 荣孟源等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81页
[20] 周天度编:《邓演达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页
[21] 于右任:《于右任文选》,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187页
[22] 周元高等编:《李烈钧集》,下册,中华书局,1996年,第573页
[23] 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98页
[24] 《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03页
[25] 桑兵主编:《各方致孙中山函电汇编》第10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12年,第189、216页
[26] 周元高等编:《李烈钧集》,下册,中华书局,1996年,第592页
[27]于右任:《于右任文选》,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232页
[28]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43卷,台北国史馆,2010年,第270页
[29]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43卷,台北国史馆,2010年,第613页
[30]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45卷,台北国史馆,2010年,第710页
[31] 朱汇森:《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24年7—8月),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84年,第82页
[32] 朱汇森:《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24年7—8月),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84年,第81、84-85页
[33] 朱汇森:《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24年7—8月),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84年,第82页
[34] 参见李恭忠:《中山陵: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诞生》,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346-348页
[35] 参见李恭忠:《中山陵: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诞生》,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346-348页
[36]徐友春、吴志明主编:《孙中山奉安大典》,北京:华文出版社,1989年,第44页
[37] 杨奎松:《革命》,2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2页
[38] 徐友春、吴志明主编:《孙中山奉安大典》,北京:华文出版社,1989年,第161页
[39] 徐友春、吴志明主编:《孙中山奉安大典》,北京:华文出版社,1989年,第162页
[40] 徐友春、吴志明主编:《孙中山奉安大典》,北京:华文出版社,1989年,第164页
[41] 鹃:《吊孙中山先生》,《申报》,1925年3月15日
[42] 《孙中山逝世之哀悼》,《申报》,1925年3月18日
[43] 万仁元、方庆秋主编:《蒋介石年谱》,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87年,第331页
[44] 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1,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第591页
[45] 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1,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第123--124页
[46] 林友华编:《林森年谱1868-1943》,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第382页
[47] 朱汇森:《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12年1—6月),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84年,第414、415页
[48] 朱汇森:《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12年1—6月),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84年,第414页
[49] 朱汇森:《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12年1—6月),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84年,第415页
[50] 朱汇森:《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12年1—6月),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84年,第415页
 [51] 李学通等编:《翁文灏日记》,下,中华书局,2014年,第460页
[52] 陈方正编辑、校订:《陈克文日记(1937-1952)》,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564页
[53] 《蒋介石日记》,1940年11月12日
[54] 《中央党务公报》,1940年第5卷,第22期
[55] 荣孟源等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711页
[56] 《四川省政府公报》,1942年,第335期
[57] 《福建省政府公报》,1944年,第1573期
[58] 《资源委员会公报》,1948年,第15卷,第4期
[59] 《中央导报》(南京),1941年,第1卷,第46期
[60] 《行政院公报》,1941年第58号
[61]李恭忠:《中山陵: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诞生》,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351页
[62]李恭忠:《中山陵: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诞生》,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349、350页
[63] 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1,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第533-534页
[64] 李宗仁:《国父精神与抗战建国》,《建设研究》,1940年,第4卷,第3期
[65] 李宗仁:《国父精神与抗战建国》,《建设研究》,1940年,第4卷,第3期
[66] 李宗仁:《国父精神与抗战建国》,《建设研究》,1940年,第4卷,第3期
[67] 黄旭初:《实践——国父所创造的真理》,《建设研究》,1940年,第4卷,第3期
[68] 白崇禧:《纪念国父应有的认识和努力》,《建设研究》,1940年,第4卷,第3期
[69] 《国父》,《家庭星期》,1936年,第1卷,第41期
[70] 城南:《民国三十年纪念国父诞辰三字经》,《西康省民教季刊》,1941年,第1卷,第2期
[71] 钱穆:《学统与治统》,《东方杂志》,第41卷,第15期,1945年
[72] 黄园:《呜呼!国父》,《紫荆》,1941年,第3期
[73] 黄园:《呜呼!国父》,《紫荆》,1941年,第3期
[74] 关泽:《谁配称为“国父”?》,《中美周报》,第278期,1948年
[75] 关泽:《谁配称为“国父”?》,《中美周报》,第278期,1948年
[76] 邓中夏:《一年来省港罢工的经过》,《邓中夏文集》,第271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上关于国共谈判的报告》,《新华日报》,1944年9月17日;张友渔:《纪念国父诞辰七十五周年》,《中苏文化》,第7卷,第6期,1940年
[77]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77页
[78] 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2-113页
[79]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534页
[80]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56页
[81] 周元高等编:《李烈钧集》,下册,中华书局,1996年,第574页
[82] 周元高等编:《李烈钧集》,下册,中华书局,1996年,第602页
[83] 周元高等编:《李烈钧集》,下册,中华书局,1996年,第638页
[84] 陈方正编辑、校订:《陈克文日记(1937-1952)》,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79页
[85]陈方正编辑、校订:《陈克文日记(1937-1952)》,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375页
[86]陈方正编辑、校订:《陈克文日记(1937-1952)》,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259页
[87] 陈蕴茜:《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38-241页
[88] 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22页
[89]周元高等编:《李烈钧集》,下册,中华书局,1996年,第574页
[90]陈蕴茜:《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43页
[91]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28页
[92]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28页
[93]荣孟源等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484页
[94]荣孟源等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5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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